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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称楷模 桃李满天下


发布时间:2009-12-05 18:10:55     来源:《闽南儿女》第11辑     浏览次数:0

师道称楷模 桃李满天下

——记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财政科研所名誉所长、福建邓子基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邓子基

撰文 庄永章 庄春燕 图片供稿 邓子基

 

        采访邓子基资深教授是笔者多年以来的愿望,因久仰其名,并从不同的侧面了解到邓子基资深教授从教60多年的丰硕成果。正如1997年6月,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同志为 邓子基教授从教50周年题词“师道称楷模,桃李满天下”所说,这位被尊称为财政学泰斗的邓老以他自己的一言一行和亲历亲为,体现了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师风,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啊!

        2008年8月,笔者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笔者与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文虎先生一起拜访了邓子基资深教授。坐在笔者面前的邓子基教授是那样的谦逊平和,平易近人;他侃侃而谈又不失诙谐与幽默。笔者完全没有感觉面对面坐的是一位财政学界权威的压迫感,犹如与慈爱的长者沟通、对话,聆听其谆谆的教悔,如沐春风的自在与惬意。

        回首邓子基资深教授的人生历程,焉然发现他是一部书,一部充满传奇、坚忍、追求与博爱的大作,让人越读越不能罢手,越读越深受鼓舞,深受感染,深受教育与启迪。

 

逆境求生存 知识改命运

        谈到自己的幼年生活,邓子基教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在幼年的时候比较穷苦,当过学徒。”但深入了解之后,不禁为其不幸遭遇唏嘘不止,又不能不为其自强不息由衷赞叹。

        1923年6月,邓子基出生在福建省沙县夏茂镇儒元村一个破落、贫困家庭。9岁失去母亲,11岁失去父亲。11岁,应该是懵懂少年,是在父母跟前撒娇,需要双亲庇护的年龄。没有了这把遮风挡雨的大伞,没有了这座可依靠的大山,所有的苦难与悲伤都只能自己背负,这对11岁的少年是何等的残酷!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有谁会在意这样一个小孩子,有谁会关心他的遭遇呢?孤苦伶仃的邓子基没有倒下,少年早熟的他擦干眼泪,决心靠自己的勤劳自力更生。

        俗语说的好,“天无绝人之路”、“一根草,一盏灯”。随后,邓子基来到夏茂镇,找到一家杂货店。他向店主说明了自己的遭遇,店主十分同情,当即收下他当学徒。邓子基十分珍惜这份珍贵的工作机会,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干活,把店面收拾得干净利索,对顾客热情周到,大家都喜欢找他买点东西。店主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很喜欢这个勤快的小伙子,每月除了包吃包住,还给他2块大洋作为奖赏。

       邓子基每个月都把2块大洋小心地收好,他心里燃起了希望。他不是一般的孩子,不会一辈子当学徒,做小店员。他看到,唯有知识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攒到十几块大洋后,小小年纪的邓子基做了第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定:到南平去,考取南平初中,终于如愿以偿。

      “银元有可能被花光,退路是没有了。我只能靠考取第一名的成绩来赢得奖励。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就注定我必须拿下人生之路各式各样的第一名。”回想当年,邓子基教授如是说。

        有一次,邓子基生病了,“打摆子”病得非常厉害,身体很虚弱,连走路都走不稳,老师和同学纷纷劝他回去休息。他却说:“啊,不,我还能行,还能坚持得住。” 上完课,又踉踉跄跄地拖着虚弱的身体去打扫学校的卫生,还要把厕所冲洗得干干净净、一丝异味都没有。因为,做好了这些差事,也可以帮助他为领取奖学金而增添筹码。

        进入初中的第一次期末大考,邓子基果然考取了语文、数学等科目的第一名,如愿领取到了学校奖学金。可以想象这笔奖学金对邓子基的非凡意义与激励,虽然笔者无法感同身受。对于一个完全依靠自己生存的少年学子,这笔奖学金是何等重要!

        此后,邓子基就这样靠勤工俭学,靠赢取奖学金,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凭借非凡的毅力与坚忍的意志完成了初中和高中学业。

        1943年,邓子基参加福建省高中会考,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被保送国立政治大学的入学资格,同时也被国立交通大学航空系录取。交通大学比政治大学早半年开学,邓子基先到重庆国立交通大学上学,专业是飞机制造。半年后,他发现自己带来的盘缠几乎要用光了,山城的冬天即将来临,身上只剩下一件用来御寒的棉衣,连吃饭也快成问题了,学校又紧催缴学费。

        “我身上没有钱,曾有几个华侨资助我,后来还是交不起学费。我就从交通大学退学了。政治大学比交大晚半年开学,于是我又跑去那儿念书,读经济系。无论如何,这学我是要上的。当时抗日战争打到第6年,还没有结束,我看到当时的中国被日本鬼子侵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因此,我怀着一颗爱国心,立志报国。对于自己,只有学有所成,用知识改变命运,才有报效祖国的资本。”

        国立政治大学不收学费,还包吃包住,甚至还给一些零用钱,毕业后还包分配,这对于缺乏经济来源的邓子基来说,是他能继续学业的最佳选择。

        命运是残酷的,却又是如此的公平,或许可以套用一句老话: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邓子基失去了成为一位航空领域科学家的机遇,但同时获得了一次成为财经专家学者的机会,这一切无不是靠他的不懈努力和辛勤汗水得来的。

        1947年7月,邓子基以超群的成绩毕业。他怀着满腔热血,希望毕业后能好好发挥自己的才能报效多难的祖国。但现实再次残酷地打击了他。学校将他的名单发到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由于没有显赫身世和任何社会背景,他被一级一级往下发配,直至苏北的泰兴县,在该县税务局,当了小税务员。

        难道自己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才学有所成,就这样当一辈子庸碌的小公务员吗?邓子基不甘心,面对命运的再次戏弄,他不低头,不屈服。他打听到当时正在招考高等财务人员,遂报名并精心准备,三个月后在南京又高分登榜。等待分配的日子里,内战爆发,看到当局贪污腐败,国内经济萧条,通货膨胀,民不聊生,邓子基开始以经济学家的眼光反复思考着祖国和自己的命运与前途。随即,他毅然辞掉做了3个月的公务员职务,怀揣一腔热血回到福建省会福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联合会”(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身。笔者注),投入“反饥饿、反内战、争自由”的斗争洪流中。积极参加组织的集会、讲演和各种形式的讨论会。

        1949年8月,邓子基在福州迎来了解放。新中国成立了,邓子基再次看到了希望与机遇。解放后,邓子基享受“离休”待遇。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于1980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1950年春天,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教授领衔成立了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始招考研究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招考研究生。厦门大学是杰出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亲自创办的东南名校,环境优雅、学风淳朴,吸引了众多的专家学者和优秀学子。当时,厦门大学和新中国一样,百废待兴,选择经济学作为建设重点和研究课题,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邓子基参加了这次招考,以福州考区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王亚南的首批弟子。不公的命运在邓子基面前最终败退了。

 

厦大遇良师 从教遵师训

        王亚南1901年出生于湖北,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最早中文翻译者之一,被公认为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崇高威望。1950年,王亚南被中央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他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69年逝世。王亚南是解放后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笔者注)首批任命的两所大学的校长之一,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著称“北马南王”。

        厦门大学成为研究型大学的基础,是王亚南奠定的。1950年,王亚南在厦门大学设立经济、化学、海洋三个研究所,招收研究生。邓子基就是首批研究生,导师正是王亚南本人。邓子基说,王亚南教会他们的是,“中国人应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学”。正是这一点,启发了邓子基独立思考,在学术探索中不断成长,最终成为提出“国家分配论”这一财政学主流学术的主要代表之一。

        说起自己的恩师王亚南教授,邓子基充满了深情:“对于我自己,王亚南校长是一名良师;而对于厦门大学,他的贡献很大,深深地影响着厦门大学现在格局。”全国各大学中,如今厦门大学经济学成为国家级一级重点学科排名大约在第四名,而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和金融学成为国家级二级重点学科,财政学、会计学和统计学排名第一,金融学排名第三。邓子基说,如果没有王亚南当年留下的“种子”,厦门大学这些学科可能无法拥有今天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厦门大学面临国家的院系大调整,航空系被并入清华。当时还拟把财政、会计、金融等专业也并入上海财经学院。邓子基说,当时王亚南就对教育部的领导汇报说了:“学生可以调过去,所有老师留下来。”最后,学生和一部分老师走了,王亚南留下财政、会计、金融专业的一些老师,将他们并入经济系。现在厦门大学的1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8个是文科,4个在经济学院,1个在管理学院,基本上都是王亚南当年留下的“种子”长大而成的。今天在党的教育下,我能有一点成就,首先要感谢王亚南老师,他是我的恩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这一辈子永远铭记恩师的恩情,以自已微薄之力,报效祖国,以慰恩师在天之灵。”

        邓子基考入厦门大学后,王亚南就对他说:“你做过税务工作,就攻读财政学吧。”

        “学财政是王亚南校长帮我定的,他对我做学问的方法和为人治学的影响很大。”邓子基回想起这些,心里仍泛起阵阵暖意。

        “他叫我好好学习,要掌握马列主义,也要了解西方理论。做学问要虚心,要谨慎,要讲方法。就是在那时,我定下了自己的理想:将来也要象王亚南校长一样,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成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

        王亚南当时是厦门大学校长、身兼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生导师等多个职务,繁重的行政和教学事务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但他仍坚持学术研究。当时,王亚南每天四点起床,开始读书、写文章,这样,到早饭前,他就能保证有三小时的学习时间。王亚南还特别爱才惜才,当初陈景润沦为街头卖香烟时向他求助回厦门大学,出于怜才之心,王亚南将陈景润调入厦门大学,给了他得以研究心爱的数学的机会并最终被华罗庚发现,成为一代数学大师。这一生动的事例说明,再好的千里马,没有被伯乐的发现,是很难有发挥的机会的。当今的社会,应该有更多的王亚南这样的伯乐,去发现、培养陈景润这样的千里马。这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才是现代科学的希望所在。

        王亚南待自己的弟子如亲子,不仅督促、辅导邓子基的学业,还无微不至关怀他各个方面的成长。在王亚南的言传身教下,邓子基受益匪浅。他说:“王亚南校长是我人生旅途上的坐标,他时刻提醒着我,只有对学生付出全部无私的爱,才有资格坚守教师的岗位。因此,在我60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终恪守着亚南师留给我的‘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的从教理念。的正因为如此,邓子基一直以培养合格、高质量的高层次人才为目标。他对学风教育格外重视,对学生要求之严、对学生关爱之深在厦门大学无人不知。

        邓子基教授在历届学生的第一堂课总要提出“三十三字”要求:人贵有志,人各有志;刻苦砺志,奋发拼搏;坚持不渝,必有成就;服务人民。矢志奉献。

        “邓教授的这些勉励让我们受用一生。”师从邓子基教授的10年女弟子张利霞博士如是说。

 

师道称楷模 研究与时进

        1952年,邓子基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届研究生。王亚南出于爱才之心,让他留校工作,这一留就是半个多世纪,而邓老也从没有想过离开。他说:“我不想离开,我从小就立志当老师,有没有机会离开呢?有啊,有地方叫我出来搞财经工作,有的地方要我去当这个长那个长的,都联系了我,我都不去,我觉得当老师很好,这是我从小的志向。”

        邓子基全身心投入了教学和科研活动。除了教学外,解放初他还兼任校教务处秘书,不久又兼任校教学改革委员会秘书,协助校长和3个正副教务长工作。之后,在教育科研之外,他还先后兼任学务科科长、教务处副处长、经济系副主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副院长、顾问、财政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行政工作;除此之外,他还在国内外担任着一些重要学术与社会职务。工作量之大,非常人可以想象,他却处理得有条不紊,手头的工作始终处于高效运转之中。

        1957年,西南财经学院许延星教授写了一篇关于财政学对象的文章,提出“财政是分配关系”,邓子基从中得到启发,结合当时国内的经济政治实况对此论点进行深入研究。1962年,邓子基写出《略论财政本质》论文,在《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发表,全面系统地论证和倡导了“国家分配论”,并提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一著名观点,从而在财政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同年,他又在《中国经济问题》第4期上发表了《试论财政学对象与范围》,之后在第11期上发表了《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的范畴》,通过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与阐述,邓子基在长期的理论争论中,很好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观点全面系统地分析论述财政本质问题,从而确立了他“国家分配论”代表人物的地位。

        所谓“国家分配论”,即指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中所体现的分配关系。这一理论在我国财政界主流地位的确立,其功效不可估量。

        “新中国成立后,要搞经济建设,钱怎么管?‘国家分配论’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实行统一财政,由国家集中管理经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集中财力办大事。”邓子基的博士生,现任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的李保民解释说。

        “国家分配论”主流地位的确立及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诸多的争论。“国家分配论”内容也并非一成不变的,邓子基教授不断结合新的历史时期,以科学的态度深入研究发展“国家分配论”,使之能与时俱进,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而在这之中,如邓子基教授说的,曾经有三次“交锋”。

        “这个理论的提出并在学界逐渐升温,出现于当时中国财政学界奉行苏联理论的历史背景。当时,苏联的“货币关系论”有待商榷,而且适应不了中国的国情。”

        解放初期,那是一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物资奇缺的年代,全国财政收入十分匮乏,只能靠印钞票维持财政支出,由此引发了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和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1953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国家对农业、工业等各行业实行统购统销,高强度集中管理财政收入与支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财政手段,国家需要寻找相应的理论支撑。邓子基在1962年明确提出的“国家分配论”恰到好处地呼应了这个现实需求。学界为之震动,但争论不断。

        “我提出的观点,有人不同意,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要不要以国家为主体。”

        1964年,全国第一次财政理论研讨会在大连召开,邓子基担任华东组组长。“国家分配论”成为会议研讨、争论的主题,结果,多数人认同支持这一理论,由此,奠定了该理论在中国财政学界及国家财政管理主流地位。

        20世纪60、70年代,“国家分配论”发挥到极致: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每个工人的工资、每月生活必需品份额,等等,都由国家统一计划安排。人们几乎每买一样东西,都得凭票证。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随着国情国策的转变,国家需要给企业和地方松绑、改善人民生活物质条件,高度集中的财政制度显而易见已经适应不了现实需要了。“国家分配论”遭到空前的炮轰。

        “时间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我的理论,第二回合的交锋出现了。”邓子基教授说,那时他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1980年8月,全国各地老中青3代财政学者80余人齐聚厦门大学,参加中国“文革”之后的首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

        在厦门大学招待所的会议室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有关大学的一些专家学者激烈质疑“国家分配论”。

       “他们说国家分配论就是国家意志论,经济困难,造成灾害,理论根源就在这方面。他们指责我,要我吧‘国家’两字扒掉。”邓子基教授回忆道。

        真的是“国家分配论”这一理论有问题,不再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管理的需要了吗?它将何去何从?

        面对学术上的非难,邓子基教授顶住压力,用实事求是的科研态度研究判断。他用蔡元培先生“兼容并蓄”的主张来形容自己的心态。“吸收别人积极的、先进的东西,用来发展自己,巩固自己,壮大自己。”邓子基教授说,“真金不怕火炼,真理越辩越明,对不同观点的研究分析和对错误观点的批判,可以丰富和完善我的理论。”随后,邓子基叫他的3名研究生(其中之一就是现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笔者注)对提出不同观点的部分专家学者进行录音专访,发表了《为“国家分配论”答疑》的文章对不同的提法、观点进行细致深入的系统研究,阐述、发展了自己的观点。

        研究之后,邓子基教授得出结论“财政统得死并非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管理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

        “我们要做的并非是把‘国家分配论’的‘国家’2字去掉,而是要继续坚持‘国家’,坚持发展正确的国家分配论。”

        为此,他在《为“国家分配论”答疑》中指出:“财政与国家有本质的联系,有国家就有财政。但在具体的时段,政策是积极财政政策,还是稳健财政政策,还是紧缩开支,还是大量的投放,就要看现实的需要,制定的制度和政策要以客观规律为根据。这样的政策,就是无往而不胜的。”拨开疑云见晴天,经过这轮思想、观点的大激荡,不但推动了“国家分配论”的发展,还巩固了其主流地位。一直到1998年,第3次“交火”发生了。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步入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的趋势要求国家和政府更大程度减少对生产领域和国有企业的控制。财政学界从西方引进的“公共财政论”,强调政府应关注公共服务,例如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主张将生产消费领域全部交给市场。这一论点刚好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相契合,得到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和追捧。

        “公共财政论刚引进的时候,很多人和我论战。针对我提三点质疑:“第一是‘过时论’,说你讲的是计划经济的理论,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当然你就‘过时’了;第二是‘怀疑论’,怀疑你的理论还能不能指导实践,管不管用?第三是‘罪过论’,这点是我自己加的,他们没说我‘罪过’,但认为你这个国家分配论,太强调国家,不讲市场,不是‘有罪’了吧?”说到这些,邓子基教授表情坦然。

        “国家分配论“是否如他人批判的那样已经‘过时’了,‘不能指导实践了’?它的出路在哪里呢?如果不能全面、正确的认识“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的关系,就可能导致理论不明、实践不顺的局面,将不利于我国的改革与建设事业的发展。

        1997年,邓子基教授在《财政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论文,反对完全照搬西方“公共财政论”替代和否定“国家分配论”,主张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清“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坚持+借鉴=整合+发展”的财政模式。

        2001年,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全国第15次财政理论研讨会上,邓子基教授在大会上做学术报告中提出了这一新观点,获得热烈掌声。会后,以“内参”形式专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供中共中央、国务院最高决策参考。

        对于邓子基教授的学术追求,中国银行总行行长李礼辉先生,也是他的弟子如此评价自己敬仰的导师:“邓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发展财政学的理论。”我国著名财税专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则尊称邓子基教授为“吾辈楷模”。并说:“如果要把邓老和其他学者作个比较的话,我觉得就他们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邓老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与时俱进,能根据现实出现的问题,根据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所提出的需要,把自己传统的观点有机融入新的见解之中。”

        “几十年来,我对我的理论观点,总在发展中巩固,巩固中发展。现在,我研究的财政体系,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与市场经济想适应的,包括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在内的国家财政体系,这是我的努力目标。”

        “我的研究,我负责。”邓子基教授语气坚定地说。

        正是凭借高度的责任心与使命感,邓子基教授无论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教学教育职务上,都堪称楷模。

        在潜心科学理论研究的同时,邓子基教授还致力于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72年,他担任了厦门大学复办的财金专业的负责人。在他积极倡议和努力下,作为经济系之下的财金专业升格为财政金融系。1982年,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为创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做了大量工作,并支持、协助建立厦门大学MBA中心和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作为厦门大学原财金系学术总带头人,为了财金系的发展壮大,邓子基教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从科研项目的申请到系列教材的编辑出版,从新学科的创立到教师队伍的培养,邓教授事无巨细,任劳任怨。经过他多年培育,财金系形成了以邓子基教授为总学术带头人,张亦春教授、邱华炳教授为主要骨干,以10多个教授、博士生导师、30多位副教授、讲师和助教为基础的结构合理的教师梯队,编辑出版了60余本教材,形成了一个完整系列。正是凭着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成果丰富、教材系列齐全,培养的学生素质高,1987年,厦门大学财政学专业(财政学与货币银行专业联合申请)被国家评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点。

        2002年,为适应现实需要,财金系分为财政系、金融系。经过重新调整后的两个系各自得到发展,均建立起雄厚的师资力量、健全的学术教学梯队,为国家培养了诸多适应需求的复合型人才。2002年,财政专业和金融专业分别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作为总学术带头人,邓子基教授宝刀未老,带领着厦门大学财政系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连续多次在国家大学学科排名中处于全国领先位置。

        邓教授坚持多种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办学,为国家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除了本科、硕士、博士等通常的培养方式外,他还主持创办了教师进修班、教师研究班、助教班、研究生班、国际税收与国际会计师资进修班等等,为青年教师和学生创造成才条件,满足国家建设各类人才需求。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与探索,邓子基教授总结出五种研究生授课法,即“打基础与攀高峰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教学与科研结合、自学与指导结合、大中小结合”,教学效果非常好,深受学生欢迎,并得到原国家教委的肯定和奖励。

        邓子基教授还注重西方财政理论的引进、借鉴与研究,曾先后主编、翻译、撰写(含合作)了《现代西方财政学》、《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美国加拿大税制改革比较研究》、《西欧国家税制改革比较研究》、《比较财政学》与《国际税收导论》等有关西方财政理论的著作,填补了国内财政学科若干“空白”,为国内学习、借鉴西方财政理论,促进我国财政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石。他曾应邀到法国、加拿大、英国、肯尼亚、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推动了国际间学术交流,扩大了中国财政理论思想在国际上的影响。邓子基教授强调学术研究要引进来,走出去,相互促进,相互提高。他经常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活跃学术氛围,增进了思想交流。他经常受邀到福建省人民政府、厦门市人民政府给省、市领导讲课,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出谋划策。

        在教学上,邓子基教授视学生如子女,对他们言传身教、悉心指导,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即使学生毕业多年后,他依然如慈父般关心着学生的学习、生活、事业和家庭。他经常把一生坎坷总结出来的为人之道、治学之道告诉学生。他常说:“人生要有两把钥匙:治学的钥匙、做人的钥匙。我自己要先掌握好这两把钥匙,然后再把他们交给学生。”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方上浦是邓子基教授的学生,他这样形容他眼里的邓老师:“用真情传播智慧的火种,用挚爱筑垒起财政学科的理论构架。桃李芬芳,硕果满枝。”

        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是邓子基教授的首批博士生之一。他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专业课就是在邓子基教授家里上的。“中午时,师母会给我煮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我们一边研究比较财政学,一边享用午餐。此情此景,时隔多年仍历历在目。邓教授对我们的培育之恩,终生难忘。”

        而邓子基教授对学生的培养是终身的。他的弟子,不仅在学校学习期间得邓教授的细心栽培,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还一直得到他无私的指导和关爱。董大胜说,工作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得到邓教授的指导。“在当今电子通讯高度发达的时代,80多岁高龄的邓教授还多次亲笔给我写信,这样的好导师,真是可遇不可求,遇上这样的好导师,是我们一生的福气。”

        对于那些勤奋学习的上进青年,他总是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对他们的来信亲自回信,对他们的来访,热情接待。很多治学青年就是在他的直接支持、积极的鼓励和热情的帮助下,完成学业的。

        邓子基教授说:“人的感情是相互的,你爱护学生,学生就尊重你。” 正所谓“教学相长,学术相促”。

        他十分看淡自己的成就与名利,从不以权威自诩,而是将自己放在普通平凡的教师位置看待,虽然被赞誉为中国“财政学泰斗”、“一代宗师”,邓子基教授却虚怀若谷,自喻为“一个还能战斗的老兵”,其不凡的人格魅力令笔者不由得肃然起敬。

 

桃李满天下 美誉载史册

        2007年6月,社会各界名流云集厦门大学。他们都是前来参加厦门大学为邓子基教授举办的“庆祝邓子基教授从事教育科研工作六十周年暨学术研讨会”。其中,除了著名的专家学者和政府代表外,人数最多的就是邓子基教授历年培养的学生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中,邓子基教授始终以他深厚的学术功底、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熏陶着他的学子们。古语云:“名师出高徒。”一点不假。邓教授教书育人,经过他言传身教的学生不仅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扎实,而且品行端正、作风严谨。到2007年,邓老已经为国家培养了300名硕士,100多名博士生、博士后,其他各种人才数以千、万计。这些学生都不负众望,靠他们的努力工作,回报社会,各行各业都有杰出的代表。他们有的从政,官至副省长、副审计长、市委书记、市长等;有的从教,担任大学校长、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知名学术学科带头人等;有的从商,银行行长、董事长、总裁、总经理等。如: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曾任厦门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后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亚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中共厦门市市委书记何立峰;厦门大学现任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崇实;著名金融学家、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亦春;山东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樊丽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监事长夏智华;香港中国广大控股公司执行董事、行政总裁周立群;还有许多优秀人士,由于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而足。

        邓子基教授为国家教育和科研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收到了国内外的充分肯定与表彰,也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励。

        他曾多次作为杰出专家、学者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荣获国际、国家和福建省奖励与称号50多项,如“世界500名人勋章”、“国际荣誉勋章”(英)、“终生杰出成就金人奖”(美)、“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福建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以及“共和国建设者”等等。

        他的名字被列入《世界500名人传》(英)、《国际500名有重大影响人物传》(美)、《中外经济学名人传》、《世界名人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辞典》、《中华之子》、《东方之子》《中华功勋人物大典》、《诺贝尔百年百人》、《1993年中国人物年鉴》等50多种辞典、传记或知名杂志中。

        他的事迹被国内外十几家新闻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东南电视台等电视媒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欧洲时报》、《大公报》、《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南风窗》、《中国审计》、《中华儿女》、《闽南儿女》等媒体,作了宣传报道,特别是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以《邓子基:财政学界的“老兵”》作了45分钟的专题,国内外报道十多次;《光明时报》的《大家》栏目以邓子基自称“老师”和“老兵”作了整版报道。

        他的学术著作、论文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励,如:主编《社会主义财学》1987年荣获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1988荣获财政部优秀教材一等奖;译著《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荣获福建省人民政府十年来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专著《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问题》荣获中国财政学会十年来财政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0年,论文《深化税制改革的理论分析与政策选择》和专著《国际税收导论》都荣获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1993年,专著《美国加拿大税制改革比较研究》和论文《税式支出理论与实践》皆荣获国家税务总局、总过税务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1992年,专著《<资本论>与社会主义财政理论》荣获“光明杯全国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经济学三等奖;1993年,专著性教材《财政学原理》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专著《公债经济学——公债历史、现状与理论分析》荣获中国财政学会第二届全国优秀成果一等奖;专著《马克思恩格斯财政思想研究》荣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经济学二等奖;1995年,专著《财政理论研究》(上、下册)荣获福建省人民政府“八&#8226;五”优秀成果一等奖;教材《现代西方财政学》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95年专著《税利分流研究》荣获中国出版界最高荣誉奖——第九届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出版系统优秀著作奖和华东地区出版社优秀专著一等奖;2001年,论文《“国家分配论”与构建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获福建省人民政府第四届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年,专著《财政理论与财政实践》荣获福建省人民政府第五届优秀成果一等奖;2004年,论文《国家分配论就是国家财政论》荣获中国财政学会荣誉奖;2005年,论文《以科学发展观促进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获福建省人民政府第六届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荣获国家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成果经济学三等奖;同年,论文《对国家财政“一体两翼”基本框架的再认识》荣获厦门市人民政府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获福建省人民政府优秀成果三等奖。2007年,专著〈国有资本财政研究〉荣获福建省人民政府第七届优秀成果二等奖。

        面对如此多的荣誉,邓子基教授却只是淡然一笑,摆摆手说:“这没什么,我只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

 

伏枥不言老 耕耘若后生

        在邓子基的家里,书架的最下一层,排列的密密的书都是邓子基的著作。50几年来,他出版了专著、译著和教材60多本、发表主要论文400多篇,著述两千余万字。即便是到了如今86岁高龄,他依然壮志满怀、雄心未了,从未认为自己是个老人,还要继续发光发热,鞠躬尽瘁。就像2007年,他在为庆祝他从事教育科研工作6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致答谢辞时所说:

        “……10年前,1997年,我当时75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财金系为我举办从教5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当时,很多同志劝我说:‘邓老,你已经75岁了,已功成名就了,可以少工作,保重身体,享享清福了。’我记得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还是一个年轻的老人。’我认识到,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必须把有限的时间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中,才能实现永恒的价值。我还认识到,躬逢盛世,事业心、责任感与追求真理的学术良知令我不敢懈怠。所以,我至今仍然坚持在教学科研岗位第一线,做好应该做好的工作。从1997年到现在的2007年,10年又过去了,我没有想到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在台上接受大家的祝愿。几年前,我曾经以‘80岁的年龄,60岁的身体,40岁的心态’来自勉自励。这话我在厦门大学先教活动中讲过。所以,这几年来,我继续在教育事业中做了一些工作。现在85岁了,剩下时间不多了,心力也很有限。前天,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财政系又为我举办从教60周年和学术研讨会,这些庆祝活动都给我很大的鞭策和鼓舞。现在我已85岁了,与时俱老,不如耄耋之年,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年轻的老人’,我现在想说,我是‘一个还能战斗的老兵’,还希望以‘85岁年龄,65岁身体,45岁心态’,继续自勉自励,继续工作,贡献余热。”

        “今后,我要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记各位领导、嘉宾、专家、学者和校友的期望和鼓励。牢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和我们厦门大学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勤奋工作,贡献余热,为把厦门大学办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为国家改革与发展,为福建省海西经济区和厦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继续贡献余热,为培养专门人才和学科的发展继续奋斗!”

        邓子基教授已经为国家培养了100多个博士,他培养的博士数量之多,在全世界的教授中也是少有的。然而,他并不停歇,时至今天仍耕耘不辍,以86岁的高龄仍为博士生们上课,为的是多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在学术领域的研究与探索从不止步,他说要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

 

与子相偕老 共享天伦乐

        谈到自己在学术研究及教书育人方面的成就,邓子基教授淡若流水;谈到自己夫人王若畏女士时,邓教授十分动情:“没有她,我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身体,更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的成果里也有她的一半啊!”

        邓子基教授与王若畏女士相识于邓子基在福建省南平中学求学期间,可谓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王若畏女士1952年毕业于福州大学,分配到中央教育部工作。她和邓子基教授都将厦门作为他们工作、生活的终身选择,于是,1953年,王若畏放弃教育部的工作调回厦门与邓子基教授团聚。同样热爱教育的她,曾执教于厦门大学工农兵中学、工农预科和厦门双十中学,任教研组长、高级教师。1987年退休至今,悉心照顾邓教授的饮食起居、照料儿孙的大小事就成了王若畏女士的工作。

        1952年8月9日,邓子基与王若畏女士有情人终成眷属,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举行了俭朴的婚礼。从此,“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成为他们夫妇两人终身的许诺。他们育有1子1女。儿子邓力平在加拿大达而豪西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任终身教授多年。1993年6月,在父亲的影响和当时厦门大学林祖庚校长等领导的关怀下,他毅然放弃优厚的国外工作、生活条件,回厦大任教,担任国际税收与国际贸易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是当时厦大最年轻的教授与博士生导师之一,同时还是第九届、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现任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儿媳赵蓓获加拿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香港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女儿邓力文在厦门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曾留校任教。女婿房宝厦在加拿大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目前女儿、女婿在加拿大和国内创业。邓教授风趣地说他的儿女是一个搞精神建设,一个搞经济建设,和国家一样两个文明一起抓。邓力平和邓力文各育有1子1女。每当逢年过节时,一家人齐聚欢庆,邓子基夫妇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他说,他感觉很满足,很幸福。

        回首自己坎坷艰辛的幼年和少年生活,靠自强不息的奋斗摆脱命运的戏弄,到而今淡泊宁静又幸福美满的生活,对于自己生活,邓子基教授自己总结一套“三四五六”的格言:

        三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

        四动:动脑多思、动口多讲、动手多写、动腿多走。

        五老:一有老体、二有老伴、三有老本、四有老友、五有老窝。

        六条:心态平衡、生活规律、劳逸结合、适当运动、合理饮食、必要治疗。

君子之德,谦谦之风。

        邓子基教授以他80多个春秋的非凡经历,铸就了不朽的师魂和永恒的师德。他不愧于是一代名师的楷模,更是菁菁校园中一名辛勤耕耘的园丁。

        邓子基教授教泽绵长,桃李芬芳。邓子基教授不愧于是中国财政学界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一位深受人们敬重的资深教授。

        伏枥不言老,耕耘若后生。这就是邓子基教授晚年最生动的写照。

壮哉,邓老!美哉,邓子基教授!

 

- 转摘自《闽南儿女》第1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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